上周一，我收到在《紐約時報》雜志任職的朋友發來的郵件，她問我有沒有興趣跟她一起看今年的軍械庫藝術展（The Armory Show）。我算了一下日期。我應該在上周二剛好完成“自我隔離14天”的要求，可以出門，可以重返布朗校園，甚至可以去紐約跟她喝一杯咖啡。14天前，我的回程之旅也并不順利。我先是從北京輾轉香港，在香港家中隔離了14天后，再從香港搭乘國泰航空（其他航線全部停飛）返回美國。下了飛機，第一時間就被紐約肯尼迪機場的美國海關（CBP）抽查。在小黑屋里，一男一女兩個海關官員反復盤問我的行程，我當時沒有意識到是我多問了他們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前面那個跟我搭同一班飛機的德國人沒被抽查？”

冒險也要來賣貨的意大利畫廊

數日之后，我在展會上問了朋友另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意大利本土確診病例已經超過3000例，意大利畫廊卻無一缺席？”話音未落，我們正巧路過幾家意大利畫廊的展位，分別是來自米蘭和那不勒斯的Lia Rumma畫廊、米蘭的A arte Invernizzi畫廊以及布雷西亞的Apalazzo畫廊。在我起筆寫這篇文章時，它們所在的城市都已對外宣布全面封鎖的消息。朋友說，歐洲藝術市場這幾年不太景氣，意大利人就算冒著回不了家的風險，也要來紐約“賣貨”。畢竟，全球藝術品市場在2019年總體縮水5%，但美國市場依舊以44%的絕對份額穩健領跑。i

軍械庫藝術展常年躋身于紐約人的“To-See list”（必看榜單）之上。紐約的文化也凝聚在這個展覽會上，無論是LGBTQ、地下音樂、女性主義、非洲裔和拉美裔移民，都仍然在作品中占了很大比例。雖然我認為但凡是藝博會其本質都是趨同的，但我的朋友堅持認為，軍械庫還是跟2月才在加州舉辦的首屆Frieze LA有著鮮明對比。她認為，紐約的富人不是住在比弗利山（Beverly Hills）的那種富人——紐約的富人大多是“工作的富人”，而不是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諷刺的那種“有閑階級”。另外，紐約人幾乎不會以WASP（白種/White，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新教徒/Protestant的縮寫）的立場看人。紐約的富人害怕露富如同害怕被超額征稅，在填寫自己的通訊住址時會特別要求郵局將他們的樓層改寫成普通樓層，而非頂層公寓的縮寫，“PH”（Penthouse）。

幾經調整 屢遭波折

自2017年起，軍械庫藝術展就改變了以往92號碼頭展現代藝術、94號碼頭展當代藝術的設置，旨在融合現代與當代藝術。姑且不看這個目標是否能實現，今年的軍械庫藝術展共有來自32個國家及地區的180家畫廊，分處于90號碼頭和94號碼頭兩個展場，從屬于“畫廊”（Galleries）、“展現”（Presents）、“聚焦”（Focus）、“視角”（Perspectives）及“平臺”（Platform）五個單元。現場超過八成的作品是當代藝術，只有在一些主要出售二級市場回流作品、知名藝術家版畫的畫廊才能看到一些熟悉的現代藝術家名字。

例如，杜瑟爾多夫的Ludorff畫廊帶來的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1988年的《蠟燭》、倫敦的ARCHEUS/POST-MODERN畫廊帶來的皮埃爾·蘇拉熱（Pierre Soulages）1957年的《Eau-forte V》，以及同樣來自倫敦的State畫廊帶來的霍華德·唐杰（Howard Tangye）在上世紀90年代的水彩組畫。上述作品的價格區間，在3萬美金到10多萬美金不等。然而與展場上宣言式的當代藝術相比，這些現代藝術總是被藏在拐角或者展位內部的VIP室里。也因此，現代藝術在軍械庫會場上看上去像是為了調和當代藝術激進立場的一個存在，又或許是為了向1913年那個美國現代主義萌發的標志性事件——1913年軍械庫展覽會（1913 Armory Show）致敬。

意大利人喜歡的貼面禮，幾乎絕跡于展場之上。大多數人選擇用肘部相觸、拳頭相碰、點頭問候的方式代替了親吻與擁抱。Galleria d’Arte Maggiore畫廊（同時在博洛尼亞、米蘭和巴黎設有分部）的總監阿萊西亞·卡拉羅塔（Alessia Calarota）說，她事先為自己和團隊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設，她擔心因為畫廊來自意大利而沒有人敢上前詢價。結果，美國人比她想得勇敢得多，很多人跟她打招呼。更重要的是，她在開場10分鐘內就賣出了一張價值20萬歐元的莫蘭迪（Giogio Morandi）水彩畫作。

“沒有人感到安全”

今年的“危機”，不容分說，就是波及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受到疫情沖擊嚴重的亞洲畫廊，只有10號贊善里畫廊（10 Chancery Lane Gallery）、布朗畫廊（Ben Brown Fine Arts）、前波畫廊、白石畫廊（White Stone Gallery）、當代唐人藝術中心、Denny Dimin Gallery、肖恩·凱利畫廊（Sean Kelly Gallery）、Simon Lee Gallery、Axel Vervoordt Gallery、Yavuz Gallery這十家。其中部分本就是歐美畫廊，總部開始在倫敦、紐約等地。另外兩家原本計劃參展的是藝術門畫廊（Pearl Lam Gallery）和香格納畫廊，據軍械庫官方的回復，這兩家畫廊并未說明是否因為疫情而退出本屆博覽會，但它們都未能在2月中旬給到主辦方確定參展的回復。

在軍械庫開展的前不久，紐約市才確診了首例感染者，并且確診病例在藝博會閉幕日3月8日（紐約時間）已經上升至12例，整個紐約州共計136例。來自柏林的Kornfeld畫廊總監沙哈娜（Shahane Hakobyan）告訴我，他們的畫廊團隊猶豫再三才決定來美國參展，“沒有人感到安全，但是又沒有人會主動去觸發焦慮。你能感到，空氣中都彌漫著那種緊張感。”

有趣的是，他們帶來的格魯吉亞藝術家加布尼亞（Tezi Gabunia）的作品《突發新聞：盧浮宮洪災》恰好照應著他們的心情。作品由一件盧浮宮梅迪西斯畫廊的模型和投影視頻組成。前景是一個裝有水的實體白盒子模型，內部按照梅迪西斯畫廊的設置還原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并將這些畫浸泡在水中；后景是一件影像作品，記錄的是展廳內水位不斷上漲，最后將整個展廳淹沒。現場有不少觀眾駐足停留，討論起2019年10月威尼斯水位暴漲的事件。災難總是無聲無息地降臨，潛在的危險正如這不斷上漲的水位。頗為諷刺的是，65000名藏家與觀眾聚集在軍械庫藝術展這個打了無數隔斷的“白盒子”里，根本無法預估自己的風險。洛杉磯的藏家斯塔夫羅斯·梅爾霍斯（Stavros Merjos）向彭博社（Bloomberg）的記者開玩笑說，“我們就像是被關在一個細菌培養皿里，還在看藝術。”

疫情之下的兩種展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