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村鎮(zhèn)和小學都不得不廢棄時，藝術又能做什么？
從阿伯丁飛到阿姆斯特丹再到東京，馬不停蹄地坐新干線到越后湯澤，再換乘電車到達松代，從涼爽的蘇格蘭鄉(xiāng)村一路向東，日本的鄉(xiāng)村以一種讓我猝不及防的熱烈溫度迎接了我。
因為參加第7屆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祭的關系，我第二次來到了這里。上次來還是冬季，電車穿過黑暗漫長的隧道，速度改變了氣壓，耳朵發(fā)疼。然后突然天光大亮，轉眼就是繽紛的雪國了。在那一刻就明白，川端康成很寫實啊。雖然，除了那段開頭，我并沒有真地讀過《雪國》這本書。此外，對于此地的認識，我就只局限于這里是日本戰(zhàn)國一代戰(zhàn)神上杉謙信的地盤，出產(chǎn)最好的大米和清酒，如此而已。
后來又因為構思作品的關系，我進一步知道越后還是書法家良寬和尚的故鄉(xiāng)，而良寬曾經(jīng)撿到的那一截兒寫有“峨眉山下橋”的大木樁子，百年前正是自我在重慶每天里對著喝酒的長江漂流到海，輾轉日本的。但所有的這些，其實都還是從故紙堆里的知識出發(fā)，再以某種自我想象建立起的聯(lián)系罷了。
到達松代車站，第一件事兒是買了兩條毛巾擦汗。然后直奔此次展覽我分配到的場地。這是室野村奴奈川小學的一間教室。小學據(jù)說因為生源不足的問題，已經(jīng)廢棄，轉而作為藝術祭的場地已有多年。類似這樣還有三省小學校，東川小學校等等，都無一例外地保留著昔日的痕跡但又人去樓空，后來進入空間的藝術，從某種程度更突出了這種落寞感。田島征三在《繪本博物館》里用樹枝制作的場景復原式的作品，和三省小學校門口的鑄鐵小雪人，尤其讓我有這樣的感覺。
簡單整理好教室后，時差擊敗了高熱，我倒在教室地上睡著了。到傍晚才和其他藝術家一塊兒回到住所。藝術祭為藝術家和志愿者們提供的住宿，都是那種老舊的學生公寓，簡樸的和室，男女分時段的洗澡間，放床墊的櫥柜里，寫滿了到此一游式的留言，很多都是昭和時代的筆跡。作為青春期看日本漫畫長大的人，竟然對這樣的環(huán)境生出一種親切感。當天恰好又是松代觀音祭的第一天，夜里有花火大會，商店街上很是熱鬧，不時有穿著浴衣的小朋友跑來跑去，露天還擺起了大排擋。比起我在蘇格蘭的村子，這里的人間煙火，熱切太多。
然而就像夜空里的花火轉眼不見，第二天，同樣的街道就如同被清洗封存了起來，人以及人的痕跡就那么干干凈凈地消失了。絕大多數(shù)的商店，餐廳，居酒屋都關起了門，并在我布展的一周里每天如此。這種干脆利落的消失，顯得詭異。但對于當?shù)厝藖碇v，這種消失，想來是種緩慢地消逝，況味自然是不同的。作為一個外來者，我們只能想象，很難說多么的感同身受。
我也許太悲觀，總覺得鄉(xiāng)村的衰敗幾乎是必然的，少子化也很難改變了。大地藝術祭雖然本就試圖探討藝術對鄉(xiāng)村重建的意義，但總有一種可能，就是當人口越來越少，整個村鎮(zhèn)都不得不像那些小學校一樣被廢棄時，藝術又能做什么呢？
而藝術離開美術館與畫廊，進入田間地頭，對于中國人來講，這種文藝思路聽起來很耳熟。據(jù)說創(chuàng)始人北川富朗先生在風起云涌的六十年代，的確因為學生運動蹲過政府的大獄。不知道其時先生信仰為何，但作為那個時代的流行思潮，我主觀揣測毛主義應該還是影響了一些之后大地藝術祭的態(tài)度的。白盒子之外，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可一如美術館畫廊，每一個系統(tǒng)都會生出自己的系統(tǒng)病。藝術如果承擔了太過具體的社會功能，并在不斷成功經(jīng)驗的積累下，會不會形成某種新的趣味的固化呢？如果會，又如何引入新的可能性呢？這幾乎是個要永遠問下去的問題，對我做為一個個體的藝術家如此，對一個藝術展也如此。
當然，沒有什么是能永遠的。藝術家，藝術展，甚至藝術本身。但就如也許注定要消逝的鄉(xiāng)村，那些人，人的痕跡都會漸漸遠離，無法挽留。我們做藝術，可能就像伸出了一只留戀的手，就像試圖接住離開枝頭的櫻花，徒勞而物哀。多審美啊。這，說不定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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