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飛機，在時差中一恍惚，總有幾秒你想不起來身在何處。特別是在戴高樂機場的指示牌系統中已經赫然出現中文和混雜的國語聊天的場景中。在他鄉特探尋中國本土的文化現場無疑是一種更為具備視差之見的體驗。

我的旅行團友包括一位巴黎藝術史學者、一位《三聯生活周刊》的社會記者，和一位年輕的時尚博主。他們會用何種透鏡看待在路易·威登基金會舉辦的“本土”展覽，構成了我的想象和提問興趣。更多的想象則來自于當地觀眾對于展覽的回應。近年來，西方公眾和業內人士對中國充滿好奇：遙遠的東方，那些遍布在城鄉結合部的巨大工作室、密集型工人勞動、發展迅猛的內需市場，打造了一條空前的生產—展示—消費的鏈條。同時以巴黎為代表的歐洲領域，我們已經很難分清城市的邊界。前往路易·威登創始人祖宅的行程中，司機提醒我“過了這座橋就離開巴黎”，然而在視覺上前后并無違和，城鎮化進程已經是這個本土在上世紀的事情了。

在UCCA工作五年以來，我們為北京的觀眾陸續帶來呈現特定地域文化狀態的“印度公路”、“洛杉磯計劃”、“紐約客”等展覽。當然還有更早的，譬如UCCA開館前舉辦的“北京—巴黎”（2002，巴黎）、“里里外外”（2004，里昂）等在他鄉展示中國當代藝術的項目。今天的藝術家，視野和信息來源已經在一個后網絡時代中與世界各地的同行時刻同步。交流機制和技術帶來的便利使得“本土”這一概念既模糊，又時刻提醒著我們必須意識到身在何處。一方面，擬像世界所營造的生活體驗讓我們距離真實界愈發遙遠；另一方面，交流機制的發展，使得藝術家作為創作個體，卻對整個產業鏈條有著清晰的理解。藝術家除了適應工廠式的藝術品生產方式，也將關注點投射在空間策展規劃、目標觀眾鎖定、對應展覽空間的文化地緣屬性等領域。換句話說，藝術家已經不再安分于只出現在產業鏈的某一端點，而是積極地參與到更多產業節點中，模糊自己身份。在精心的考量下，我們看到耳熟能詳的本土作品在他鄉營造的別樣張力。比如徐震作品中的視覺形象直接溯本到20公里外盧浮宮的兩件館藏文物；邱志杰的社會關系地圖讓我聯想起福柯對16—19世紀西方社會權力結構的分析；郝量的林弇山園，與本地著名公園同樣有著多折的命運（盧森堡公園在歷史上曾經被作為關押舊時代貴族的監獄使用）；當然還有館藏展中黃永砯作品對杜尚的拿來主義；我甚至還在劉詩園的作品面前去聯想這些地毯的來源——可能正出自今天的穆斯林陣地。

離開觀眾的立場回到藝術系統內部，今天藝術家多層面的實踐與收藏家的表現也凝練成一個奇怪的平衡。收藏家同樣正在更多的功能上展現著自身價值。在這股力量下，超級藝術博覽會、拍賣市場、私人美術館的迅猛發展，大肆吸收整合著社會資源，將行業發展領航至未曾有過的方向。“本土”展覽所在地緣更為復雜，集合了老牌藝術陣地、時尚視覺大本營、針對中國市場的箱包零售、旅游業振興等意識形態。托同期時裝周的福，我們身在巴黎的塞納河畔觀望接踵而至的、花枝招展的人群。在不斷的人口遷移、文化重組的進程中，誰又是今天的巴黎本土人呢？作為來自他鄉的展覽，不僅僅是文化資本的輸出，如何有效對接全球藝術產業系統、洞悉市場化進程中的各式需求，才是景觀背后真正的問題。我們也只有7個24小時的在場，才有契機打破先入為主的偏見，去解決莫須有的文化鄉愁和視差之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