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人（Literati），就是精通經史子集的“通人”，這通人集三者為一體：首先是作為通曉經史可以治理國家的“文官”，能夠把自然與人事，生命政治與生命經濟加以匯通地管理；其次則是以“子集”為學習對象，而成為有著自己個體詩意“文學”的創作者，尤其不斷激活漢語本身的詩意，以此變化氣質，塑造個體生命的性情；第三則是在“文藝”領域，琴棋書法無所不精，讓日常生活也審美詩意化，喚醒共通感。一個傳統的中國文人，也許是官員或商人，但是他卻具有如此的三重能力：“文治（civil literati）”——能夠觸類旁通地轉換經典的規則來教化和治理一方；“文學（literature）”——能夠寫作尤其是寫詩或者必須具有詩人氣質；“文藝（liberal arts）”——熟稔琴棋書畫或者擅長其中一種，而且是以共通的“文”為核心，以書寫來貫穿三者。但自從清代以來，似乎如此的通人越來越少了，進入現代性，中國傳統文人的“三一體”則幾乎沒有了。

在當代中國，因此，僅僅做一個好的學者，好的詩人，好的藝術家，甚至是做一個了不起的詩人和藝術家，已經不再足夠了，而是要成為傳統文人意義上的“通人”，即要充分展現自己身上承載的“道”，至高至偉的文學藝術從來都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與“藝術”，而是“道術”，“道”乃是對世界的通識。

中國文化一以貫之的精神軌跡，是與文人書寫性相關的創生性轉化，正是從先秦開始的多元性的創生性轉化，無論是儒家的生生之謂易，生生之謂大德，還是道家的與時俱化，唯變所適，文人美學傳統是以“文人”為主導的精神。但當前還有文人嗎？西方都認為知識分子已經死亡，哪里還有文人？也許德國猶太人本雅明是西方意義上的最后一個文人，是因為他承繼猶太教的書寫傳統，有著詩性氣質，有著政治革命的關懷，達到了文學、政治與宗教的整合——盡管這個整合對于西方的現代性幾乎已經不再可能。到底何為文人？一個中國文人，其實是一個并沒有具體明確身份的人，乃至于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都并不適合來規定他，但對于我們這個遭受文化斷裂以及教育模式殘缺的世代而言，具有文人美學生存風格的這個“三位一體”已經基本喪失了。如果還有著文人以及文統——新的學統，那么，這個文人的三一體必須被重新恢復起來。還要找到與自然交換能量的書寫性（graphics），既要尊重變化無常的那個自然，那個道法自然又自然而然的自然性，也要保持對帝王家族統治的距離與教化，形成詩性正義的批判，中國文人以什么方式來面對這個困難？那是面對自然，與自然交換生命能量的書寫性。

中國文化進入現代性以來，文人的三重身份卻基本上喪失了：一方面是因為西方文化的強勢；另一方面是中國文統的虛弱。因此，需要重建一個現代性的文統與文人身份，需要在學習本雅明的現代性個體文命的自我意識，再加以轉換。本雅明所謂的現代性知識分子或“知道分子”，具有三個方面的要求：第一是對社會暴力的批判，反思政治主權的基礎；第二是世俗啟迪，學習法國超現實主義藝術如何從迷醉中吸取革命能量，轉換日常生活；第三個是保持對歷史彌賽亞拯救的訴求而不妥協。顯然這已經是現代性的西方文人了。

那么，對于我們，如何變異這個文人傳統并付諸于當下的實踐呢？這是三重的變異：其一，作為狹義的“文人”或文士，還有著對漢語的責任，盡管現代漢語不成熟，但漢語還余留著自身的詩性，有待于融合藝術等人文學，進一步豐富狹義上的文人美學，擴展詩意的廣泛性。尤其是重新喚醒詩性與自然性的關系，通過傳統的山水畫以及詩意的自然性，重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讓自然的生長性與間隙的空無性，重新結合，擴展“無為”的啟發性。其二，作為“文教”，盡管不再做官，政治管理被專業人士接管，但政治的批判需要轉換為政治的“教化”，不僅僅是批判，還有教化，是與文化相關的教化，傳統文官有著對經史子集全面的掌握，而不僅僅是政治管理。其三，則是“文命”的養生實踐，不再是宗教拯救，而是救治，以生命的救治代替超越者的拯救，結合各種養生模式，把傳統儒家的修身，道教的修煉與佛教的修行，基督教的靈修等等融合起來，形成新的廣泛性的“養生”模式，來施行救治，改變西方生命政治與生命經濟的方式。